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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傻?袁绍为什么不愿意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

刘三解 · 前天 12:08
说起三国,那官渡之战可是一场决定天下走势的关键大战,在课本以及各类历史典籍中,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。以往,很多通俗说史的作者都爱聊袁绍和曹操在这场大战中的表现,分析他们的能力、性格、家庭背景对战争胜败的影响。
今天,咱们另辟蹊径,深入探究袁绍集团内部那些不为人知的事儿。
袁绍集团的真实实力与内部矛盾

在官渡之战前,袁绍看起来那叫一个威风,坐拥北方四州(冀、幽、青、并),地盘大得吓人。可实际上呢,这里面的水分可不少。由于袁绍采用的是军府与郡国共治的模式,真正归他完全掌控、当作力量基地的地方,只有冀州南部那一片的几个郡(魏郡、巨鹿郡、渤海郡、甘陵国)。这就好比一座看似巍峨的大厦,根基却并不稳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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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渡之战之前,袁绍采取了诸子侄分住一州(袁谭据青州、袁熙据幽州、外甥高干据并州)的方式来控制地盘。为啥这么做呢?
原来,各州核心的郡县,袁绍确实是能掌握一些,再以此为核心,去控制周边的豪族,形成一种中心据点掌控附庸的统治模式。不过,曹操可没闲着,他在背后煽风点火,用汉朝中央的名义引发了大范围的反叛,袁绍不得不花大力气平定叛乱。
他让儿子们分据一州,从管理的角度看,用家族中最信任的人,似乎也没毛病。可他没想到,他在世的时候,凭借个人威望还能镇得住场子,可一旦传位给儿子,不管选谁,都会有一群人不服。
就算把儿子们都集中在邺城,然后传位给其中一个,他能保证部下那些五花八门的地域性豪族,比如冀州士人、颍汝士人、青州士人和幽州士人,都对新主死心塌地吗?
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
要知道,袁绍的权威来源有两方面:一方面,袁绍靠着汝南袁氏四世三公的的声望,笼络了大批父辈的门生故吏,形成一个人际关系网络;另一方面,袁绍又想提炼出一个完全效忠于自己的核心决策层,就像后来曹魏搞九品中正制,弄出一个 “自己人的池子” 一样。
不幸的是,真正可信的,一直跟随袁绍本人的,只有两个人——逢纪和许攸,他俩还都是南阳郡人,无论是诛除宦官还是逃出洛阳,再到转战河北,一直都跟着袁绍这个汝南人跑来跑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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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在袁绍起家的过程中,光靠一两个铁杆兄弟是不够的,他需要扩大团队,既包括颍川、陈留的新人,也包括冀州本地的名士。
问题是,这些人的政治理想并不一样,在平定公孙瓒,为冀州和幽州等地带来太平的时候,大家目标一致,矛盾还不明显。可当袁绍决定向河南进军,争夺国家最高领导权时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他对河北士人的代表不再那么倚重,转而任用河南(如颍川、南阳)的人。问题是,河南来的人,又和曹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这就给后来的战败,埋下了祸根。
大家都知道的,田丰和沮授,两位河北士族中的大才,既有能力又有人望,都在官渡之战前强烈反对,一个被撤职抓捕,一个被撤职跟随出征,这俩例子一直被视为袁绍愚蠢的表现,其实,他们的遭遇,是袁绍集团由地方中心到争夺天下的战略目标变化的必然结果。
因为袁绍觉得田、沮二人不好驾驭,只好把他们打压甚至杀掉,而像审配这样愿意效忠袁绍本人的魏郡本地豪族,袁绍却大力提拔、倚重,这背后是袁绍在构建自己的核心圈子,那些围绕在他小家族周围、直接奔着他袁绍来投效的人,才是他最信任的力量。
但这个二元体系,就像一颗定时炸弹,随时可能引爆。
“挟天子”的艰难权衡

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很多人都觉得袁绍没抓住这个机会,是政治智商低的表现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
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 和 “奉天子以讨不臣”,这两种说法虽然不一样,但本质都是控制天子,然后以东汉国家正统的身份,去讨伐其他军事势力,构建新的政治秩序。当时,很多势力都看到了天子的重要性,想迎奉天子的可不止曹操和袁绍。
要知道,汉献帝在董卓死后,一直想回到洛阳,为此,他联系了很多人,包括幽州牧刘虞、荆州刺史刘表,大司马张杨、颍川太守吕布、白波军杨奉、韩暹等人,在突破李傕郭氾的阻拦,回到关东后,就由董承专门联系曹操等势力。
在地方上,张杨、陶谦、刘虞等人也都有过迎奉天子的想法,袁术甚至还派兵阻拦曹操去迎奉天子。可以说,当时的各家势力,对于皇帝的政治价值,都心知肚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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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对于袁绍集团来说,迎奉天子这件事并不是简单的选择题,而是送命题。
如果袁绍把汉献帝请到邺城,固然能得到天子的大义名分,在政治上占据主动,可是邺城就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,原本因为忠汉跟随袁绍的士大夫就有了更新、更好的选择。前面咱们说了,袁绍的团队本就不大,真正冲着他袁绍来的人并不多,更多人是冲着四世三公的袁氏家族来的,可与400年的汉室天子相比,孰强孰弱?
天子一来,如果袁绍的军事集团遭遇挫败,那他的部下很可能就会转投天子阵营。
现实是,官渡之战后,袁绍只身逃回黎阳,面对的就是河北诸郡国,纷纷叛变响应曹操,他花了近2年的时间,才一一讨平。毕竟那些原本被袁绍任命为太守的人,转而投靠天子,在道义上没有任何负担。所以,袁绍集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思考其实非常深入,他们站在自身立场上,认为迎奉天子对自己可能是得不偿失,甚至是个隐患。
而曹操呢,情况完全不同。曹操一开始没啥根基,势力发展还得靠袁绍支持。他在兖州时,先是跟随被袁绍派到盟友兖州刺史刘岱麾下,担任东郡太守,在刘岱被杀后,曹操成为兖州刺史,实则是和袁绍隔着黄河相互依靠。
袁绍需要曹操在东郡、兖州一带抵抗黄巾、黑山军、匈奴人的流窜,为自己争夺河北提供稳定的后方,守住后背。就连曹操的官职,行奋武将军、东郡太守都是袁绍任命的,可曹操的势力膨胀得很快,直到吕布袭取兖州,才第一次遭遇了挫败。
重新夺回兖州之后,曹操反倒被赶出了兖州,来到了颍川和汝南,击败当地的黄巾军之后,开始推行屯田,彻底冲击了原有的地方组织,改变了地方管理体系,为他摆脱对地方豪族的依赖,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奠定了基础。而迎奉天子,正好给了曹操急需的合法性加持,让他能以汉官的身份,名正言顺地行事。
所以说到底,在当时的众多势力中,只有曹操抓住天子才真正有用,其他人抓了天子,可能反而会陷入麻烦。

内容来源于 联合早报中文网首页 网友投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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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三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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